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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東園學人往事(北京大學時期)

(2020-09-02 22: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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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史

燕東園

北大

教育

分類: 家族往事


燕東園學人往事(北京大學時期)

圖片說明:北大時期的父親母親。

父親身穿干部服,頭戴制服帽。胸前別著紅底白字的北京大學校徽。

母親也穿著干部制服,翻出一對領子,柔和了單一的色彩與線條。發型變化最大,燙發變為直發,兩鬢用發卡夾在耳后。

 

燕東園橋西大草坪東邊的兩個角上,各有一棵高大的白楊樹,樹干粗壯,樹冠茂密。春天楊樹開花,灑滿一地“毛毛蟲”;夏秋天陣風吹過,肥厚的葉子嘩嘩作響,好像在拍手鼓掌。

1953年暑假的一天,我蹲在樹下陰涼處,拿個小鏟子挖土,突然眼前出現了一雙小皮鞋,一個小女孩問:你在干什么呢?

抬頭一看,圓圓的臉,笑瞇瞇。我說:我要種樹。反問:你是哪家的啊?

她伸手一指緊靠我家的41號,說:就是這家!剛搬來的。

我們拉拉手,彼此認識了。她叫何三雅。后來知道了她的父親是何其芳。九月里,北大附小開學,我倆在同一個班,一起成為一年級小學生。

全國高校院系調整,燕東園里最直接的反應是:一些人家搬走了,更多的人家搬進來。在我們小孩子的眼里:一下子結識了許多新的玩伴兒,到橋西游戲場打秋千、玩轉盤、爬天梯都要排隊了。

1952年秋天搬進橋西37號的孫才先,2015年曾撰寫長文《燕東園—我們童年的樂園》,他說:我們跟隨爸媽——孫承諤和黃淑清,從城里的沙灘中老胡同32號北大教師宿舍搬到了原燕京大學的燕東園。記得一起搬來的鄰居還有張景鉞(38號)、曾昭倫(30號)、馮至(22號)、賀麟(22號)、朱光潛(27號)等諸位先生全家。

文中提到的38號張景鉞先生的兒子張啟明,也在2015年寫過《我記憶中的燕東園》。有趣的是:他倆對燕東園里的兩棵大楊樹都有很深的印象。張啟明認為那是加拿大楊,他說:搬來時已有近10丈高了。白楊參天,綠蔭匝地。而孫才先記得大楊樹高高的樹杈上有喜鵲窩。

孫才先的父親孫承諤教授時任新北京大學化學系主任。他家住到1958年搬至中關園公寓。他的小女兒孫仁先和我小學同班,也是我的發小級閨蜜。

張啟明的父親張景鉞教授時任新北京大學生物系主任。他家一直住到1995年。

當時從沙灘老北大宿舍搬進燕東園的還有兩位經濟學家,他們同住在橋東29號,趙乃摶先生住樓上,周炳琳先生住樓下。新北京大學中文系兩位主任也搬進燕東園,系副主任游國恩先生住橋西34號;系主任楊晦先生,先住橋西39號,后搬至37號。時任新北京大學經濟系主任的樊弘先生,先住橋西42號樓上,后搬至39號樓下 。楊晦與樊弘兩位先生都是1950年就加入了中共的,而何三雅的父親何其芳,當時任中國文學研究所所長,還是延安時期的老革命,當然這些背景情況,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

院系調整,清華大學有些院系的教授并入北京大學,當時搬進燕東園的也有好幾家:羅大岡(30號)、李賦寧(33號)、王乃樑(38號)、李憲之(23號)、周一良(24號)、吳達元(26號)。清華來的先生們一律都有留洋的背景,留法、留德、留美。當然,這些也是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的。

當年園子里的氣氛仿佛世外桃源,我們各家小孩廝混在一起,男孩子一群,女孩子一群,小學生一群,中學生一群,腦子里完全沒有大人們學歷、資歷、待遇、職務等概念。見到各樓走出的大人們,一律恭恭敬敬招呼。例如遇見橋東26號紳士派頭最足的洪謙夫婦,我們立正站好,彎腰鞠躬:洪伯伯、洪伯母好! 他們的小兒子洪元碩60年后正是著名的北京國安足球隊教練。 

2

在我的印象里,燕東園幾乎沒有全職太太,各家的伯母們,天天同丈夫一樣,早出晚歸的去上班。我的母親也是如此。1952年以后,她在北京大學幼兒園當音樂老師。我還記得那個幼兒園,在校內西南角勺園附近的一個大院子里,一大溜兒北房,院子盡西頭有一大排高高的松樹。 我剛上幼兒園的時候,不會上廁所,在家里只坐過馬桶,沒見過蹲坑。所以最初幾天,下午家里人去接我,只見我兩腿岔開,站在那排松樹底下,老師說:尿褲子了,曬呢。當我從幼兒園畢業時,這個院子已改為北京大學幼兒園了。

19541月,我家第5個孩子徐浣出生了。母親休完產假,不再去北大幼兒園上班。她有燕京大學音樂系學士的學位,主修過鋼琴,當時很需要這樣的專業人才,有幾個單位想調她去工作。聽母親說,一個是進文藝圈,到北京電影制片廠樂團,一個是進教育圈,北京師范大學音樂系需要教員。母親選擇了后者,她說:家里孩子多,大學里的工作更穩定一些。

燕東園學人往事(北京大學時期)

1952年院系調整,燕京大學的教育系并入了北師大,還有一所與燕京、北大、清華齊名的教會學校輔仁大學,也整體并入北師大。母親到北師大上班的時候,北太平莊的新校址剛落成,原來在和平門外新華街的舊北師大,以及在濤貝勒府南院的輔仁大學,正在分批陸續遷入。母親入職的音樂系,當時還在城里輔仁舊址,有漢白玉的大拱門,教學樓屋頂鋪著綠琉璃瓦,她主教鋼琴和樂理。兩年以后,母親才轉到北師大新校區上班。

無論到濤貝勒府南院,還是到北太平莊新校區,母親上班的路程都很遠,且出家門只有一條公共汽車線路可乘。這條被兩行楊樹夾著的馬路,當年跑著頤和園——平安里的31路公共汽車,在藍旗營有一站,然后向東駛去,沿線經過八大學院。她天天趕車,售票員都認識她,有時她忘記帶月票了,或者偶爾過期還沒有換月票,售票員從來不為難她,還親親熱熱地打招呼。母親告訴我,車友們中一些年輕的媽媽,抱著孩子每天風雨無阻地趕車,她看著這些襁褓中的孩子如何一天天長大,有一天竟可以牽著大人的手自己上下車了。

母親毛線活的不少花樣,也是在公共汽車上學會的。勤快的母親從不浪費坐車的時間,她手里常帶著毛線活。那時候的公共汽車沒有那么擁擠,上車只要找到座位,母親馬上從包里抽出竹針,飛快的編織起來。我們6個孩子小時候穿的毛衣毛褲,都是這么一針一針織出來的。

燕東園學人往事(北京大學時期)


母親的車友中還有一位陸士嘉阿姨,我一直以為她是母親師大的同事。直到陸士嘉阿姨去世,我去采訪,才知道她是從德國留學歸來的著名流體動力學家,北京航空學院的籌建者之一。她還是清華大學張維副校長的夫人。

1956年,母親又面臨一次職業的選擇。那時高校院系還在調整,北京師范大學音樂系、美術系被通知與東北師大音樂系、華東師大音樂系合并成立北京藝術師范學院。母親可以去這所新的學院,也可以留在北師大,那就要去一個新的系科了。當時北師大教育系有一個學前教育專業需要教音樂的老師,于是母親欣然投奔那里。

195060年代北師大教育系學前教育專業很有名氣,它是新中國成立以后,高校第一個創建的專業。并有幼兒教育的名師坐鎮。

一位是關瑞梧先生。她1931年畢業于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專修兒童福利。后前往美國留學,1933年獲芝加哥大學社會工作學院碩士學位。回國后,在北京香山慈幼院第一校主持工作,同時任教于燕京大學社會系。1942年隨燕京大學遷往成都。抗日戰爭結束后于1946年回到北京,在燕京大學、清華大學、輔仁大學等校教授兒童福利,并任北京師范大學保育系教授、系主任。1952年院系調整中保育系與教育系合并,后歷任教育系副主任、主任。

關瑞梧先生在民國時期就有多部學前教育的論著問世:《嬰兒教保實際問題》《保育法》《家長手冊》《區位兒童福利個案工作》(《兒童機關之管理》等。

母親在燕京讀書時,就認識關瑞梧先生以及她的丈夫、同在燕京大學經濟系任教的鄭林莊先生。夫婦二人住在燕南園。

一位是駱涵素先生,她比關瑞梧先生資格還老,1926年即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范研究院攻讀營養學,1929年獲科學碩士學位,是我國為數極少的第一代營養學家。1946年她任北師大家政系主任,1952年任保育系主任,保育系并入教育系之后,她繼續從教,主講學前兒童營養學、學校衛生學等,并建立了全國第一個學校衛生教研組。

駱涵素先生就住在燕東園橋東29號樓上。與我家一橋之隔。她的丈夫正是著名經濟學家趙廼摶先生。由于母親和駱涵素先生成為同事,我家與趙家有了走動,我們都尊稱兩位老人“趙公公、趙婆婆”。趙公公長須冉冉,道骨仙風,趙婆婆一年四季,中式長衫。那真是燕東園里少見的一對老人,如此低調、敦厚、謙和、淡泊,那1920年代就雙雙游學西方的經歷,深厚的西學功底,從不顯山露水。

還有一位是盧樂山先生。她1934年考入燕京大學,1938年畢業于教育系 。1940年再入燕京教育系研究院攻讀碩士。1948年赴加拿大留學,1950年畢業于多倫多大學兒童研究所幼教專業。回國后即一直在北師大教育系任教。1952年院系院系調整后,北師大教育系設了學校教育與學前教育兩個專業,她擔任了學前教育教研室主任。

燕東園學人往事(北京大學時期)

從盧樂山先生的履歷可以看出,她和母親是燕京同學。當然,還有另一層關系:盧樂山出生于天津教育世家,她的祖父盧木齋和外祖父嚴范孫(嚴修)創辦了盧氏與嚴氏學堂。研究天津文化的學者、作家徐鳳文曾經說:近代天津留下的最大的可持續的文化遺產,與其說是建筑街區,不如說是弦歌不輟的先生之風,而嚴家、盧家為中國培育的人才之多,放眼中國,罕有其匹。母親祖上和嚴家 “剪不斷理還亂”的親情關系,這里不再贅述。盧樂山在嚴氏幼稚園上學時,教她音樂的兩位老師,正是母親的四姑韓昇華和五姑韓詠華。

1956年母親從音樂系轉到教育系學前教育教研室時,盧樂山領銜完成了《幼兒園教育工作指南》初稿,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幼兒園教育指導用書。如整個共和國處于陽光明媚的青春期,那時的學前教研室教學與科研生氣勃勃。母親給學生們上鋼琴課、樂理課,并講授幼兒音樂教育課。她還積極加入了盧樂山先生大力倡導的“多下園去”的教學實踐。那時師大教育系學前組的老師們,紛紛下到北京市十幾個公立幼兒園,直接指導與培訓幼兒園老師。

任教不久,母親就發現兒童歌曲匱乏,尤其學齡前的幼兒歌曲更很少被音樂人關注。于是激發起她的創作欲望,母親筆下流淌出一串串自然、清新、活潑的旋律,形成了富有幼兒情趣、獨特的音樂語言:《搖啊搖》、《小小鴨子》、《小老鼠吃米》、《堆雪人》、《粗心的小畫家》等等,一經創作出來即不脛而走。

情由心生。我以為這與母親的天性有關,她對音樂、對孩子、對世間萬物有一種純真的愛。純真的人,自然童心未泯。母親還醉心于創作兒童音樂游戲,她擅長通過不同的音調、音色還有節拍變化,生動快樂地開發著孩子們的智力:《我來藏你來找》、《小兔和狐貍》、《老鷹捉小雞》,還有律動舞蹈《走和跑》、《進行曲》、《娃娃》等等。

1990年母親病逝,在她的訃告中,有這樣一段評價:韓德常同志對幼兒音樂教育有很深的造詣,長期堅持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方向,從事幼兒音樂的研究與創作,前后創作了近百首幼兒歌曲與樂曲,受到幾代幼兒的喜愛,在全國傳唱至今。

我仔細翻閱了母親創作的歌曲與樂曲,發現絕大部分是1956年至1963年間的作品。正是在那段時間里,母親的事業和名聲達到巔峰,當時北京市各大幼兒園幾乎沒有不知道“韓老師”的。

 

而在我們的印象里,母親每天早出晚歸。父親常常帶著我們,站在燕東園后門的一個高坡上,迎接下班的母親:暮色合圍,只見母親穿過31路公共汽車站經過的那條馬路, 下坡再上坡,遠遠地快步向我們走來。

母親忙得顧不上給我們裁剪新衣服了。在我的記憶里,小學四年級以前,也就是1957年以前,我和大妹妹過六一兒童節穿的裙子、襯衫,都是母親親自動手,選擇花布,挑選鑲在白襯衫領邊袖口的花邊,然后踩著家里一架長梭縫紉機趕制出來的。常常有燕東園的伯母們,上下打量著我和妹妹,好奇地問:這么漂亮的衣服,在那里買的呀。

1954年出生的小五徐浣,不滿兩歲就被送進了中關園托兒所全托。記得剛進托兒所不久,小五就發燒了,園里把她隔離起來照顧,也不讓家里接回去。母親只好下班后到幼兒園偷偷去看她:“一個小人兒孤零零躺在一張小床上,心疼極了。”母親淚光盈盈,回來后反復念叨。幸好小五很快退燒了,也很快適應了幼兒園的集體住宿生活。她后來是我家姊妹兄弟中最早獨立生活的一個, 15歲就遠赴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修理地球”去了。

兩個弟弟也有一段趣事:老三徐澂,5歲多就拉著4歲多的老四徐浩,兩人每天自己去北大幼兒園上學。幼兒園在校園的西南角,他們從東門進去,過未名湖,過臨湖軒,再過六院,才到幼兒園。這段路程大人也要走上二十多分鐘。而這小哥倆,早上八點多從家里出門,一路溜溜達達,到學校向老師問好:老師早!老師回答:早什么呀!都該吃午飯了!

195910月,我家第六個孩子徐漣出生了。父母臥室里先是添了一個藤編的搖籃,后來換成了一張木制的小床。小六享受著姐姐哥哥沒有的特權,晚上一直由父母親自帶著睡。

其實特權背后的實情是:好不容易經過了反右、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的折騰,誰承想大學里的政治運動又多起來,階級斗爭的風聲又緊起來。母親首先遇到音樂創作的困惑,少年兒童歌曲,甚至幼兒歌曲也要突出政治,怎么突出?母親嘗試改變風格,努力跟上形勢,但經常茫然無措,尷尬在于想跟也跟不上,想學也學不來。然后又是不斷地“下幼兒園”改造思想,去農村參加社教,教學科研頻頻被打斷,幾乎成為生活的常態,母親有時候一兩個月不能回家,放在我們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更少了。乃至留在小六的童年回憶里:“爸爸帶著我玩,我們之間的暗號是“瑪德琳娜”。(巧克力糖)。

 

3

其實,父親更忙。從1952年到1965年這13年里,父親完成了學術生涯的一個重大轉折。

此話要從院系調整說起。

根據院系史記載:1952年秋天,北京大學數學系與清華大學數學系、燕京大學數學系組建了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段學復為首任系主任。當時共有教員29名,其中教授10名,有原北京大學數學系江澤涵、許寶騄、申又棖、莊圻泰;原清華大學的段學復、閔嗣鶴、周培源、程民德;原燕京大學的徐獻瑜、戴文賽。

當年的親歷者丁石孫先生在訪談《我在北京大學的前期經歷》中,也談到這段公案:他說院系調整是按照“全面學習蘇聯”的方針進行的:一是把綜合大學的工科分出來,只保留文學院、理學院;二是模仿莫斯科大學把數學系改為數學力學系。其實搞力學的只有周培源先生。談到當年新北大數力系的領導班子,丁石孫說:據我后來了解, 院系調整時,3校數學系成立了一個6人領導小組,3位系主任和各系一位黨員組成, 負責北大數學力學系的組建工作。清華數學系出的是段學復、林建祥, 北大數學系出的是江澤涵、劉世澤,燕京數學系出的是徐獻瑜、吳文達。三位系主任中,雖然段學復先生最年輕, 但在政治上最進步。

1953年,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成立了7個教研室:數學分析與函數論教研室,代數教研室,幾何教研室,微積分教研室,高等數學教研室,力學教研室。父親擔任了高等數學教研室主任,這個教研室負責為外系講授數學課,教學任務相當繁重。當時正在全盤學習蘇聯,改在大教室上大課,聽課的學生多時超過一百人。父親所講的大課如在燕京時同樣,仍然受到學生們的歡迎。只不過教材改用蘇聯的,父親突擊學習了一個多月的俄語以后,就參加了翻譯蘇聯高等學校教學參考書《微積分學教程》。

父親的學術生涯轉向從1956年開始,北大檔案館的一份資料顯示:

1956227日,北大數學力學系給學校的報文:為加強計算數學方面的領導,擬即成立計算數學教研室,任命徐獻瑜先生為教研室主任,請即呈報校長批準。此文經馬寅初校長和江隆基副校長批復。

這個新學科方向的醞釀,在前一年已經開始,父親和他的同事們敏銳地察覺到:開拓電子計算機這個新興技術領域,計算數學將擔當大任,北大數學力學系應開風氣之先。于是父親與胡祖熾、吳文達等籌備組建計算數學教研室,這是全國高等院校中第一個計算數學教研室。

對中國數學界來說,當時計算數學還是一片處女地,許多學者連計算機是什么模樣都沒有見過。對父親來說,也是如此,況且從事計算數學,意味著他在年近半百時還要轉行,由他所熟悉的理論數學,轉向不大熟悉的應用數學,特別是轉向應用數學中面孔陌生的計算數學。他是如何起步的?

中國科學院院士楊芙清,1955年從北大數力系本科畢業,被分配留校到新建的計算數學專業攻讀研究生。她的導師正是我的父親。她在一篇文章中詳細回憶了當年父親指導她的情景:

第一次拜見導師是在北大燕東園40號,一座掩隱在綠樹叢中、小橋旁的小樓中。帶著期望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我敲開了門,一位高高身材,清瘦的老師,帶著親切的微笑打開了那扇帶有紗門的單扇戶門,他牽著我的手,帶我走進明亮寬敞的客廳中,好像長輩牽著孩子的手一樣,一股暖流消除了我的不安,我像回到了家中。

先生告訴我,他也是第一次進入計算數學專業,因為中國需要發展計算機科學,教研室的教師們也都是從數學專業轉過來的,我是這個專業的第一名學生,一切要去探索,而且僅有蘇聯的教材可以借鑒。先生交給我的任務是讀一本“線性代數計算方法”,還千方百計為我提供了一臺手搖計算機。要求我 ,不僅要讀懂方法,而且要弄清演算過程,因為我們是要用來解決科學計算的。并為我規定每周見一次面,每周在教研室討論班上報告一次,并說,我們都在一個起跑線上,只要嚴謹、踏實、勤奮,一定能讀好。

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兩院院士王選,1954年考入北京大學數力系,二年級下學期末開始分專業,他選擇了計算數學專業,成為這個新建專業的第一批學生。他在日后的回憶中說:

計算數學專業那年剛成立,我因為看到了計算機的前景而選擇了這一專業,當時的專業主任是徐獻瑜先生。
徐獻瑜先生教過我們兩門課程:微分方程和程序設計。他講課風趣生動。例如在講授朗斯基行列式的特點,即行列式內有一點為0,則統統為0”時,他打比方說,好比學校內有一個人傷風,則全校所有人統統都傷風。此話引起了哄堂大笑,使我至今仍記住朗斯基行列式的這一特點。

燕東園學人往事(北京大學時期)

 圖片說明:1956年的父親 46歲。

正是從1956年開始,父親有幸參與了中國電子計算機事業創始階段的全部工作.他經歷了四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

1956 310 日至 22,蘇聯在莫斯科召開題為計算技術發展之路的國際會議。我國應邀參加,組成的代表團,閔乃大任團長,胡世華任副團長,團員有徐獻瑜、吳幾康 林建祥和張效祥。一行6人于 38 日乘蘇聯民航伊爾 -14 去莫斯科,328 日返回北京。  

我檢索了一下中國代表團的組成,發現4人來自中科院數學所:閔乃大、胡世華、吳幾康、張效祥,2人來自北大數力系:父親和林建祥。

有意思的是我在搜索代表團團長閔乃大時發現,他竟然是一位德籍華人科學家, 1948年還是被梅貽琦校長看中,兩度邀請,從海外召回清華為母校效力的。1952年秋天,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建立了中國第一個電子計算機科研小組,他被華羅庚先生親自點將調任組長。從這時起,在中國電子計算機創業過程中,幾乎沒有一件大事與他無關,但1958年閔乃大返回德國定居,從此在中國學科領域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訪蘇期間,中國代表團參觀了蘇聯科學院的精密機械與計算技術研究所,計算中心以及莫斯科大學數學系計算中心,看到了蘇聯當時最先進的計算機,父親詳盡了解了計算機原理、程序設計以及如何做機器翻譯工作等。他說:當時最吸引我們的是會上講到的計算機到底是怎么研究制作的,還有就是怎么運用計算機來計算各種問題,開發計算機的功能和作用。當時蘇聯已經研究制作出一個叫箭牌的計算機,運行速度每秒2000次。他們演示了如何利用計算機作翻譯工作,演示的是英文翻成俄文,技術還是比較先進的。

第二件大事:父親回國后,立即到西郊賓館報到,參加了周恩來總理領導的“我國科學發展12年規劃”的制定工作。他分在計算技術和數學規劃組,由華羅庚領銜,全組26名成員是:華羅庚、嚴養田、溫啟祥、閔乃大、吳新謀、蘇步青、陳建功、徐獻瑜、胡世華、張鈺哲、孫克定、黃緯綠、關肇直、江澤涵、段學復、鄭曾同、李國平、曾遠榮、張效祥、劉錫剛、夏培肅、吳幾康、周壽憲、范新弼、蔣士騛。

周恩來總理邀請了全國600多位科學家參加12年規劃的制定,同時邀請了以拉扎連柯為首的18位蘇聯專家。會議期間,周總理注意到蘇聯專家中有三分之一是從事計算機、半導體等新科技,他立即召見了當時負責新中國電子、電信、廣播事業的王諍和李強,專門詢問計算機在國外的發展情況。聽完匯報,周總理斬釘截鐵地提出:“突出規劃重點,把最緊急的事情搞一個報告。

 按照周總理的要求,規劃委員會將計算機、自動化、半導體、電子學四項作為“緊急措施”寫入規劃。在華羅庚的坐鎮指揮下,計算技術與數學規劃組經過從4月到6月三個月的緊張工作,完成了這次國家科學規劃中的第41項“計算技術的建立”任務說明書。

1956614日,父親第一次走進中南海,與參加科學規劃制定的500多名科學家一起,在懷仁堂前的大草坪上受到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朱德委員長、鄧小平總書記的接見。在那張長長的合影照片中,身著制服的父親站在最高一排自右至左第三個位置上。

      

燕東園學人往事(北京大學時期)

第三件大事:據有關文件披露, 195681 日 ,國家科學規劃委員會致函高教部,擬請清華大學周壽憲、北京大學徐獻瑜、北京航空學院蔣士騛參加考察蘇聯計算技術的考察團,以便考察回來后在大學籌設計算技術專業。 822 日 ,總參三部給科學院干部局發函,通知選 10 名干部以科學院的名義派往蘇聯科學院學習電子計算機技術。最后中方確定出考察團的 15 人名單,團長閔乃大,副團長王正,成員有吳幾康、范新弼、蔣士騛、夏培肅、徐獻瑜、周壽憲、莫根生、孫肅、嚴有光,秘書何紹宗,翻譯張偉、穆立立、李象生。

19569月,父親作為我國第一個計算技術赴蘇考察團團員再度訪蘇。他在莫斯科逗留了三個月。在蘇期間,當結束了面上的參觀以后,考察團的成員分別深入到相應的研究機構,帶著各自的問題進行專題學習。父親說:當初去的大部分都是搞計算機的,搞硬件的,只有我一個人是搞計算數學的,搞軟件的。他們每天到計算所看機器,只有我一個人到計算中心去,我覺得我去學習的目的是怎樣利用計算機來算數學題目,以及怎樣處理數學問題。

父親在計算中心時有一段頗具傳奇性的經歷,1990年我應江蘇教育出版社約稿  為父親寫自傳時,他曾簡單和我講過。 20066月中科院計算所50周年大慶時,他向前來采訪的記者詳細講述了這個故事:

那個時候計算中心的副主任叫迪特金,他讓我在計算機上造一個數學表。數學表的用途很大,這個方面美國很發達,這個數學表美國當時已經做出來了。但不是用計算機做的,是用穿孔卡片做的,因為當時還沒有電子計算機。美國加州理工大學的摩爾根教授寫了一本關于這個數學表的小冊子,名叫Tables of Bessel Functions of Imaginary order and Imaginary Argument(1947)。迪特金就給我看了這本表冊。美國當時做數學表是用的4位數組,他們是用這個數學表來做飛機的風洞試驗的,而迪特金要求我用8位數組來完成這個表。這個題目很復雜,我拿到時不知怎么去做,也不知怎么去上機操作。后來經過分析,做這個數學表主要是兩個問題,一是找出這個數學表的數學公式,二是完成上機操作。第一個問題因為我以前在美國時候學過相關的數學函數。經過一個月的查資料演算,基本完成來。第二個問題,我不知道怎么編程序,因為不會講俄文。他們拍了個講英文的來教我編程序,那個時候還用機器語言來編。在回國的前一個月,才正式開始編寫。程序編好以后,第一次上箭牌計算機運行時,有很多錯誤,通過我和教我編程序的人一起需要改,第二次上機時,就順利地運行成功了,結果也算出來了。取樣打印出8位數的前四位,完全與表冊中相同。回國以后,大家都說我的這個程序應該是中國第一個計算的程序,而且是完整的完成一個數學題目的程序。

父親從蘇聯回來的第二年,就把自己的研究生楊芙清送到蘇聯科學院計算中心和莫斯科大學數力系學習了。她在蘇聯留學時的一張照片,即是她在父親曾經使用過的箭牌計算機上操作。我們對楊芙清的印象是1959年她從蘇聯回國以后了,家里來了一位穿布拉吉漂亮的大姐姐,梳著兩條大辮子。而她對我們的印象從她第一次走進燕東園40號就有了:先生家孩子很多,當然都比我小,很熱鬧,在這個家中我不覺得拘束。                                                                                                                                           

燕東園學人往事(北京大學時期)                                                                                                      圖片說明  外賓參訪中科院計算所

左起第4人為華羅庚。第1人為徐獻瑜


第四件大事   1956年歲末,父親回到北京后立即投入了計算所籌備工作。

科學規劃會議以后,華羅庚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是閻沛霖、何津和王正,委員有趙訪熊、閔乃大、徐獻瑜、吳幾康、范新弼、蔣士騛、周壽憲、張效祥、張克明、夏培肅,14人。 

中科院計算所成立初期主要肩負兩項任務:一是盡快研制出電子計算機,二是利用電子計算機解決國防與經濟建設中亟待解決的重大計算任務。計算所下設三個研究室,一室和二室分別負責整機與元件的研究,主要承擔第一項任務;三室則從事計算數學與科學工程計算研究,主要承擔第二項任務。父親被任命為三室計算數學室主任。

父親從1957年初開始,經常去位于二里溝的西苑大旅社三號樓開會。經周恩來總理特批,計算所在此租了一些房子,有的用作辦公室、實驗室,有些用作學員宿舍。直到19582月,一座五層的灰色科研樓在中關村落成,計算所才了自己的家。這棟樓又稱“北樓”,父親所在的三室辦公地點在三樓。(如今這些有歷史性意義的建筑都已不復存在。西苑大旅社1958年被改建為西苑賓館,后又幾經翻建,現在是五星級的北京西苑飯店。而見證了中國最早的計算機誕生和計算數學發展的“北樓”,在21世紀的一片拆遷聲中也未能幸免。)

1957年春天,計算所三室已經集結了70余名青年科技人員,他們中的很多人,比如高慶獅、黃鴻慈、許卓群、仲萃豪、蔣爾雄、劉慎權、董韞美、李家楷、儲鐘武、張綺霞、謝鐵柱等后來成為中國計算數學界的中堅力量。幾十年來,我們從父親的口中多次聽到這些的名字,有些人還來到過家里。

當然那幾年,父親經常掛在嘴邊、讓我們聽得耳熟能詳的是馮康先生。

馮康1957年到三室任副主任,他37歲,剛從莫斯科大學斯捷克洛夫數理研究院進修歸來,年富力強,躊躇滿志,他深通物理、純數學,現又轉向工程和計算數學。他對所有的課題都親自過問,進行具體的指導,很快就成為三室業務的領軍人物。父親輕易不夸獎別人,但對馮康先生卻贊不絕口,常說:“他可是聰明絕頂。”尤其馮康先生19641965年間,在中國與世界數學界隔絕的情況下,獨立創造的微分方程的分析和計算方法,并先于西方建立了嚴密的理論體系,“有限元法”被國際公認為當代計算數學的一項重大成就,父親說:他真是為我們這個專業爭氣啊!

被父親夸贊“聰明絕頂”的還有一個人,這就是1956年攜全家從美國回國的董鐵寶先生,他參與過美國第一代電子計算機的設計、編程和應用1960年以后他和父親同樣,在北大任教,在計算所三室兼職。

1961年三室又迎來了最早一批送到蘇聯留學的大學生學成歸來。當時三室共有6個組,且看下面這張照片,僅第一組就如此兵強馬壯。

燕東園學人往事(北京大學時期)

圖片說明:計算所三室一組全體同志合影。攝于1961613

前排自左起第5人即是馮康先生。美國數學會會長皮特。拉克斯說:那個小老頭,他瘦小的身影不知疲倦,聽到提問題就眼睛就發光。

左起第7人為父親,他那時經常騎著一輛舊錳鋼自行車去計算所上班。父親個子高,右腿一蹁,跨上自行車,腳一蹬就騎走了。那輛自行車的大梁上有一塊木條兒,是為我們小時候專設的車座。

創建一個新學科并不容易。作為創業階段的當務之急,是要盡快培養出我國第一支計算技術專業隊伍。從19561959年的三個學年內,計算所連續舉辦了三屆計算技術培訓班。父親為第一屆計算數學班主持“初等函數逼近”專題討論會,為第二屆的計算機班和第三屆計算數學班主講程序設計,并帶領第三屆學員和北大54級學生完成了由他提出數學公式的超音速飛機的超音速干擾氣動力計算項目。

 

在《中科院計算所五十年回憶錄》對這個項目有比較詳細的報道:

當時正值1958年科技躍進之際,國防部門設計超音速飛機時遇到小展弦比寬機身組合的翼身干擾問題,當時還沒有建成跨音速風洞,所以要估算超音速飛機氣動力只能借助數值計算。軍事工程學院羅時鈞教授提出計算方案,從蘇聯留學歸國的北大青年教師黃敦教授畫出了翼身圖形,徐獻瑜據此圖形做出了數學公式。然后指導學員們用電動計算機算了一個月,得出了小展弦比寬機身機翼組合體的超音速干擾氣動力,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19588月,我國第一臺通用數字小型電子計算機——103機試制成功。19599月,104通用數字大型電子計算機開始運行。當時國家正在進行大規模建設,所有的工程建筑、國防工業、科學尖端,都需要計算。父親以及馮康、董鐵寶帶領中科院計算所三室投入上機實踐,從1959年到1965年文化革命前夜,完成了82項工程計算的數學問題,包括電力工程、天氣預報、大地測量、石油開發、水壩、建筑、橋梁、飛機、機械制造、人工合成胰島素以及兩彈一星相關的重要計算問題。父親幾乎參與了每個計算項目,這對于一個愿以科學報國的知識分子,是多么快意的事情!

 

4

這段時間其實國家并不消停,反右、大躍進、拔白旗、反右傾、社教等政治運動接踵而至。但父親忙著創建新學科、培養專業隊伍,解決計算數學問題,沒有被卷入政治漩渦之中。而且他雖然在北大任教,但一部分工作重心轉移到了中科院計算所,躲開了北大校園里從來沒有停止過的是非與風浪。父親是幸運的。他對此所下的結論語重心長:“還是搞自然科學好,能為國家干點事。搞社會科學風險太大了。19573月,他的東吳大學、燕京大學雙料校友、社會學、人類學著名學者費孝通教授,因為寫了一篇《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登在人民日報上,被打成大右派。父親為此曾深深地感慨過。

但在這次寫作中,我回憶了燕東園左鄰右舍伯伯、伯母們的境遇,發現父親的結論只對了一半,園子里從事社會科學的:如哲學、經濟學、外語、中文的教授們確實如此,在這一連串的政治運動中,幾乎都領教過大字報、批判會,學術觀點遭批判,本人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而從事自然科學的,也未能幸免。1957年反右運動中,燕東園里被揪出的第一個大右派曾昭掄先生,就是著名的有機化學家,他家住橋西30號樓上,和我家一橋之隔。

曾昭掄俞大絪夫婦搬進燕東園的時候,他已任高教部副部長,夫人在北大西語系教書。沒有幾次看到曾伯伯的尊容,只見他在院子門口從黑色的小汽車里上下。查一下歷史資料,可知他是1956年在民盟為了幫助共產黨整風的一次會上,和當時發言的費孝通、錢偉長、黃藥眠、陶大鏞、吳景超等,一起被劃為大右派,“六大右派教授”成為全國重點批判和討伐的對象。

從此,30號曾家更深居簡出了。1961年曾昭掄患癌癥從武漢大學回京在家養病三年,都悄無聲息。當我看到如下文字,感慨不已:在北京治療癌癥的三年時間里,他看了數百篇科技文獻,撰寫了100多萬字的著作,自學了日語,還培養了一位青年助手編寫講義,接替他開的課程。這期間,他除了用通信方式繼續帶研究生外,還堅持每年回學校兩次,每次3個月左右,指導教學和科研工作。

好像就是從1957年開始,本來就自掃門前雪的燕東園各家大人,開啟了“老死不相往來”的模式。只有我們這些不韻世事的孩子還是成群結隊地各自玩耍。

在這次寫作中,我還從自己的記憶中挖出了關于父親的一段往事:那是1962年春天,我記得有一次父親開會回來,非常興奮,進屋就告訴母親,“陳老總宣布給我們脫帽加冕了。還當眾鞠躬道歉,說:取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說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是勞動人民的三個部分。父親還說:聶老總(指聶榮臻)講對大家的發言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這個會啊,是白天出氣,晚上看戲”。我的印象里父親說的這個會是 “廣州會議”。但以后在父親的簡歷中,在父親的口述史記錄中,我都沒有再找到相關的記錄,難以確認父親是去廣州開了這次會,還是當時聽了會議傳達。

但我對這件事情印象很深,一是父親當時一反常態的愉悅;二是從父親口中轉述的詞:脫帽加冕、三不主義等如此新鮮;三是當年我已經在一零一中學上初三了,學校里開始講起家庭出身,我要爭取加入共青團,對自己的出身問題當然敏感。

我查到《炎黃春秋》雜志2009年第8期上的一篇文章《廣州會議對科技大躍進的反思》,作者熊衛民,畢業于北京大學的一位研究中國科技史的專家。文章證實:1962216-312日在廣州召開了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簡稱“廣州會議”)聶榮臻副總理主持,有國家科委、中國科學院、高教部、衛生部、全國科協、中宣部科學處、中央各產業部門科研機構、地方科技管理機構等部門的100多位主管科學技術的負責人,和全國各學科領域300余位重要的科學家參加。廣州會議原定的主題是“動員并組織科學家討論有關科學長遠規劃的編制問題”。三不方針就是聶榮臻在會議開幕式上提出的,號召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各抒己見,充分爭鳴,以很好地總結正面和反面的經驗,改進工作。于是會議增加了總結科技大躍進教訓的第二主題。

文章作者摘錄了大量會議簡報代表發言的內容,他說,參加會議的一些部門領導對簡報里的話題都噤若寒蟬,而科學家們表示在發言時還是很有保留。陳毅和聶榮臻估計,因為“擔心受打擊報復”,“大家意見只提了60%”。這個估計恐怕還過高了。有科學家隨即承認,關于知識分子和黨的隔膜,他們只講出了大約20%的心里話 。而對知識分子究竟如何定性,成為這個會議以及同時在廣州召開的戲劇創作會議繞不開的問題。

此時在北京,中共七千人大會剛剛結束,周恩來和陳毅立即南下廣州。32周恩來向參加這兩個會議的科學家和文藝家發表重要講話,批評了幾年來對待知識分子的傾錯誤,從實質上恢復1956年黨對知識分子狀況的基本估計,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再一次肯定我國的知識分子是勞動人民知識分子,而不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周恩來因為工作忙,未等會議結束而提前返回,陳毅受周恩來的囑托,于35日、6日向兩個會議的代表明確宣布要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

為什么這樣重要的一次會議,沒有受到充分的重視?文章的作者熊衛民也提出:此次會議簡報中的內容都極有價值,但長期封存,未見系統的發掘和研究。對這次會議的研究論文也寥寥無幾。

再查歷史,發現半年多以后,也就是1963年底,毛澤東和主管意識形態的陸定一反對“脫帽加冕”這一提法,而且有輿論已經把這次廣州會議視為“1957年同樣的一次右派猖狂進攻”。再過不久,文化革命開始了。我猜想,這也許是父親以后閉口不談“廣州會議”的原因,那種寬松的氛圍僅是曇花一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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