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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東園學人往事(燕京大學時期)

(2020-08-10 17: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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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談


燕東園學人往事(燕京大學時期)

我出生時家住在燕京大學(現北京大學)燕南園54  號。出生后一百天,我家搬至燕東園40號。

燕南園與燕東園,都是燕大中、外籍教授、副教授及高層管理人員的住宅區。

燕南園在校內,建成于1926年。燕東園在校外,離校園約有一里地。

出男生體育館大操場東南角的燕大東校門,一直向東,經過兩道架著石板的排水溝渠,穿過100米長的蔣家胡同,路過道邊的一座尼姑庵,走上一道緩緩的坡路,迎面兩大扇鐵柵欄門對開,一道虎皮墻圍著大園子,就到了。

一、

燕東園是1927年開始建的,1930年大局成型。據老住戶說,在園子門里曾有一塊石碑,刻著1927奠基。

燕南園和燕東園都建在高地上,進園子都要上個坡,所以它們又被稱為南大地、東大地。不過這是老燕京人親昵的叫法,到了北京大學來了以后,從五六十年代就漸漸改口了。

燕南園、燕東園的宿舍都是美式鄉間別墅型,灰磚小樓,棕紅窗框,有陽臺,帶一個修剪整齊的松柏綠籬圍著的小院。每棟樓前釘著一塊黑底白字的小木牌,阿拉伯數字標著樓號。

不過兩個園子占地面積、建筑布局、園藝設計有所不同,如果簡單地作個比較:燕南園小而幽深,燕東園大而闊朗。

燕東園實際上是建在兩塊高地上的兩個住宅群,中間以一座石砌的橋連接起來,

分成了橋東、橋西兩部分。

橋東有10棟小樓,排號自2130號,依次而立,石板路連接,圍成一圈,中間有一廣場。據1930年代的住戶回憶:內設一網球場,一個大秋千架,兩個小秋千架,一個豎梯加橫梯,一個大轉盤,一個方形沙池,還有一個蹺蹺板。到了我們這一代,管它叫游戲場,在我的記憶中,沒有什么網球場了,其他設施還都在。印象最深的是游戲場最東邊的石板路旁,種著十幾棵楓樹。金秋時節,火紅如炬,絢麗異常。

橋西有12棟小樓,排號自31號至42號,依次而立,石板路連接,圍成一圈,中間是足球場。在我的記憶中,就是一大片草坪,長滿堅韌的羊胡子草,春天夏天草地上星星點點開著小黃花、小白花。

我家40號,就在橋西,緊靠石橋腳下路北的那個院子。

燕東園與燕南園同樣,樓型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是帶有較大頂樓的平房,另一類是二層小樓,因面積不同,格局差異,所以二層樓的形態各有千秋。一群西式小樓被花木簇擁,被綠蔭掩映,一年四季都很入畫。

 燕東園學人往事(燕京大學時期)

圖片說明:我們四個:左起 徐浩、徐泓、徐澂、徐溶

 燕東園各家都有一個用松墻圍起來的院子,面積大得近乎奢侈,可能與燕東園初建時就一口氣買下77畝地有關。我家的院門朝西開,一條東西向石塊鋪就的小路,彎彎曲曲伸延,小路一旁有七八棵山桃樹,挺立峭拔,春天開花的時候,滿樹云霞,微風掠過,落英繽紛。

燕東園各家的院子幾乎都有獨特的一景,比如38號院里的一百多桿竹子,32號院里的一大架紫藤蘿,27號院里的大草坪,中間一棵高大的圣誕松;又比如我們的近鄰41號院里有兩棵枝葉茂密的杏樹,和我家院里的桃樹相得益彰,每年開春不久,先桃后杏,此第怒放。可惜一結果實,優劣就分出來了。41號的杏樹從長出小青杏開始,就被孩子們垂涎。而我們家的毛桃,只有落到地上以后,才有女孩子感興趣,撿起皺巴巴的桃核玩  。男孩子則鐘情于毛桃樹上長的桃膠,刮下來可以用來粘蜻蜓、知了。每逢下雨前后,都有一群群的蜻蜓,落在松墻枝杈上:而入暑后的三伏天,滿樹蟬鳴,在燕東園都蔚然成景。

二 、            

這個園子從建成開始,就住過許多知名學者,文理工科都有。如果按照國際通行標椎衡量,幾乎每棟小樓都夠資格標上某某故居。可惜政治風云變化無常,此起彼伏的運動水火不容,有多少名字被淹沒,被抹殺,被遺忘。直到1980年代中期,有一些在燕東園居住過的“燕二代”,開始實施歷史搶救,試圖整理出一份燕大時期燕東園住戶的材料,他們查詢了相關的檔案及史料,但結果不大理想:只好留下了各自的回憶。

這次寫作,我充分借鑒了他們以及燕大校友們的回憶,追隨諸多蛛絲馬跡、吉光片羽,盡力把這一部分內容還原得完整一些。

首先,我發現陸志韋先生是燕東園資格最老的住戶。他前后在燕東園住了近20年。1930年代他住在橋西37號,1940年代他住在橋東27號。

燕東園學人往事(燕京大學時期)
陸志韋先生

研究燕京大學,除司徒雷登之外,陸志韋先生是無法繞過的一位歷史性人物,他曾兩度擔任燕京大學校長,如果算上1951年毛澤東親自任命(毛澤東唯一只任命過一位大學校長),他三度擔任燕京大學校長,只不過前兩次是私立燕大,第三次是短命的國立燕大,一年以后,燕京大學就永遠消逝了。

燕東園學人往事(燕京大學時期)

陸志韋家住橋西37號時,與36號趙紫宸家為鄰。兩家關系非常要好。當時園中各家之間以松墻相隔,陸、趙兩家的松墻間留有一個小口相通,可以更方便地往來。趙紫宸先生有二子一女,女兒即著名翻譯家和比較文學研究學者趙蘿蕤。她的弟弟趙景倫先生85歲高齡時,寫下了對東大地(燕東園)的兩篇回憶文章,多處談到陸志韋一家人:

陸太太劉文瑞,陸先生叫她Mary。五個孩子:卓如(Daniel,綽號“大牛”),卓明(陸太太叫他“萌萌:明明的變音),卓元(陸太太叫他“餒餒”:元元的變音),瑤海和瑤華。我們男孩子夏天在未名湖畔釣魚,招螞螂,秋天逮蛐蛐。斗蛐蛐對手是34號李榮芳家的老三維勃,后來的著名男中音歌唱家。他家還有維灝,維廉,婉瑩和婉清。

卓明琴彈得不錯,曾在姊妹樓表演,彈德彪西的月光,我給他鼓掌,聽眾為之側目。

陸先生是心理學家,常拿一套一套的問題來測驗我們這些鄰居孩子。獎賞是郵票。他是集郵大家,把重套的郵票作為獎品,送給接受測驗的孩子們。

陸先生是樂天派,常常嘴里哼著曲調。他和胡經甫先生、我的父母是牌友,晚飯后,常招來作四圈的“竹城之戰”。

陸志韋先生喜歡集郵,也被燕大的學生們知曉。我在編輯《燕大校友通訊》時,就注意到幾篇來稿都提到:陸校長還會托學生搜集一些晉察冀、陜甘寧邊區發行的郵票,當收到這些平時不易見到的郵票時,會如獲至寶,十分高興。

趙景倫的文章提到陸志韋先生對學生運動的態度:

太平洋戰爭爆發,他跟我父親趙紫宸一道,坐過日本人的牢。后來他當了燕京大學校長。1947年“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學生上街游行,他為學生們的安全操心。當時我是經濟系助教,也參加了學生隊伍。陸先生派林啟武老師跟隨學生上街,生怕出事。國民黨特務到燕京抓人,他想方設法保護學生。

  三、

燕東園學人往事(燕京大學時期)
胡經甫先生

趙景倫文中提到的胡經甫先生,是中國昆蟲學的奠基人之一,他1920年赴美留學,獲康奈爾大學博士學位,1926年至1941年、1946年至1949年兩度被聘為燕京大學生物系教授。陸志韋先生任燕京文學院院長時,他任理學院院長。他家在橋西31號住了15年,后來搬至橋東21號又住了3年。他的女兒胡路犀當過燕大數學系助教,和我的父親很熟。她是燕二代中發起調研燕大時期燕東園住戶最熱心的一位。趙景倫在文章中說:卓明跟我一道在家跟胡露犀學微積分。所以Lucia是我們的老師。

胡路犀談到她家住在燕東園橋西時見到的陸志韋先生:

陸先生多是身穿襯衫、西服褲,手拿一本書,邊看邊從他家走過足球場直到我們家,邊召呼一聲邊推門而入。

她在回憶文章中也寫到自己的父親:當時,燕大是自己供電和供水,晚上十一點校供電總部拉閘,各家被停電,但有路燈,先父總是在熄燈后從生物樓回到家,每天這個時候我主動拿著蠟燭到家門口去迎他。

趙景倫的文章中還提到:住在東大地35號的是黃子通家,三位侄兒黃燕,黃宛和黃昆,后來的著名心臟病專家和固體物理學家。

他回憶住在燕東園橋西42號的謝宅:進東大地大門上坡第一家是謝玉銘家。女兒謝希德后來是復旦大學校長。我曾跟哈佛老同學復旦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倪世雄一道去看望住院的希德。那天正好停電。勉強爬上十層樓。希德精神不錯。談的都是東大地舊事。她的病房門口擺滿了江澤民等送的花籃。她的先生曹天欽原住蔣家胡同,是化學家。早已過世。

燕東園學人往事(燕京大學時期)
謝玉銘先生:復旦大學謝希德校長的父親

謝玉銘,著名物理學家,1923年赴美留學攻讀物理學,獲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1929年至1932年、1934年至1937年兩度出任燕京大學物理系主任。張文裕、褚圣麟都是他的學生。1921年出生的女兒謝希德,在燕東園42號度過了歡樂的少年時代。據胡路犀回憶,1990年代,古稀之年的謝希德與幼時的玩伴徐元約等人曾到燕東園舊地重游。可惜那時她家的小樓和院子已經被改建成北大附小的一部分了。

徐元約是燕京大學政治系主任徐淑希教授的兒子,他家住在燕東園橋東22號。

燕東園學人往事(燕京大學時期)
徐淑希先生

提起徐淑希這個名字,恐怕今天已經沒有幾個人知道了。在民國時期,他可是享譽中外的學者型外交家。他以東北問題研究見長,寫下多達17卷本關于遠東問題的宏篇巨著。192910月,徐淑希作為中國代表的主要發言人,在日本京都第三次太平洋國際學會仗義執言,名揚中外。193210月,作為中國代表團顧問赴日內瓦參加國聯特別大會。19424月,以中國代表團專門委員出席舊金山會議;12月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在加拿大召開的太平洋會議。1945年,出席聯合國籌備委員會。1946年,以中國代表團顧問出席聯合國第1屆大會。19484月,以中國代表團副代表出席聯合國大會過渡委員會。1949年去臺。

徐淑希與燕京大學的關系很深,1923年他從美國留學歸來,被燕京大學聘為首位專職副教授,受命組建政治系,1925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后,正式出任燕大政治系主任。從教11年以后,1936年徐淑希應聘為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高級顧問,正式從燕大辭職,走上了職業外交官的道路。

他和燕京大學還有另一層關系:趙景倫在文章中寫道:過橋“三馬路四燈球”,到橋東是陸家表親徐淑希家。孩子們有元約、福承和啟昌。元約生在紐約,因而得名。原來徐淑希和陸志韋是連襟,陸志韋娶了燕大宗教學院劉廷芳教授的妹妹劉文瑞,徐淑希娶了劉廷芳教授的另一個妹妹劉文莊。

192110月,兩對新人的婚禮先后在崇文門內燕京大學禮堂舉行,主行婚禮牧師: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證婚人:范希廉、張伯苓、金邦正、韓安、陶孟和、劉廷芳、曾國治、杜威。當時就有文章將這一西式婚禮與中式婚禮做了比較:“堂之一端掛一幅花幛子,幛子上滿掛榆葉,中段擺了十幾盆洋繡球花兒,閃閃的蔚藍色天空上的顯明星,令人覺得無限的美感,比滿屋掛紅幛子喜對子好得多。”““按照基督教的儀式舉行,大約10分鐘就禮畢,比起中式婚禮要磕上兩個小時的頭還不止,時間也要經濟得多。”

  四、

我家搬入燕東園已是1946年深秋,燕京復校的第二年,那時陸志韋校長家已搬至橋東27號。趙紫宸、謝玉銘、徐淑希三家都已搬出園子。

鄰居中和我家相熟的老燕京,一是橋東21號的林啟武朱宣慈夫婦,他倆都是老燕京,司徒雷登先生1935年在臨湖軒為他們當過證婚人。林盈是他們最小的女兒,出生于1943年。

母親說:我們剛搬來不久,一天有人輕輕敲門,開門一看是林伯伯家的林盈,她說:我要找你們家的泓泓玩兒。我告訴她:泓泓還小,等她長大了,才能和你玩。她點點頭,離開了。過了好一陣子,我們出門,只見林盈一個人坐在臺階上,趕忙問:你干什么呢?她說:我等泓泓長大啊!

林盈在燕東園的孩子們里,是第一個走上藝術之路的,她1954年考入中央音樂學院少年班,與殷承宗、盛中國是同學。14歲被選中出演電影《冰上姐妹》中的花樣滑冰運動員李小玲,22歲在電影《烈火中永生》扮演孫明霞,之后在電影《傷逝》中扮演女主角子涓。后來出國,現定居加拿大。七十多年以后,燕東園早已面目全非、各樓更換過多遍房主。如今唯一沒變的,僅存的燕京老人,就剩我們家和林盈家。她每年有半年時間一定要回國在燕東園21號渡過。我倆終于等到了“一起玩”時候。

一是橋東25號的趙占元胡夢玉夫婦。燕京大學非常重視體育,專門設有體育部,趙伯伯當時任體育部男部主任。他1923年畢業于美國密歇根大學體育系,1934年應聘到燕京大學體育部當教授。我很小的時候就聽說,校內一體東操場西北角那幾個天橋,還有四尺、七尺、十尺的障礙墻,都是趙伯伯一手設計和改造的。1937年七七事變以后,他給男生上體育課,加進了打日本鬼子的實戰訓練,親自教授學生們爬高翻墻的技術。趙家有三個孩子,一男二女,跟著我母親學鋼琴。

還有一家是住在橋西31號的高名凱陳幼蘭夫婦。當時橋西有“鳥居高林”之說,講的是從燕東園西門進來五十米,左轉上幾級臺階,踏上一條通往中心草坪的小路。小路的兩側分別是3233號,連同32號東邊的31號,三家樓房都有一簇簇竹林圍繞。33號住的是人類學家林耀華、32號住的是日本教授鳥居龍藏、31號住的是語言學家高名凱。把這三家稱為“鳥居高林”,既是諧音,也討個“竹林三賢”幽雅高逸的情趣。

燕東園學人往事(燕京大學時期)
高名凱先生

高伯伯是燕大國文系主任,他家有四個孩子,一男三女。其中老三高蘇,比我只大一歲,母親叫她“小人兒酥”,說她特別像當時一種酥糖糖紙上印的小胖孩。她那時不過一歲多,高家的保姆抱著她找我家張奶奶串門,母親到后院來,看到了穿裹成一個棉花包的高蘇,圓鼓鼓的臉蛋臟兮兮,被冷風吹得都皴了。趕緊打熱水給她洗臉洗手,抹上厚厚的凡士林。高蘇的父母留學法國,19406月坐船取海路回國,被戰事困擾,在海上以及亞非地區沿岸漂泊數月,19411月才回到北平。據說高伯母路經非洲某地時染上了病,從1950年代以后就臥床不起了。母親一直心疼高家的孩子從小疏于照料。后來我和高蘇小學、中學同學,結為發小級的閨蜜,母親每次看到她時,都會感慨:“小人兒酥”又長大了。

還有一家住戶的信息,來自父親生前給楊絳先生的一封信:孫令銜住過燕東園,先住在30號, 后來搬到35號。我愛人常去看你妹妹楊青。

孫令銜任教燕大化工系主任,他是楊絳先生的妹婿。

  五、

燕大校友回憶燕京的先生們說過:那些老學究都是牌王。這句話說十人有九人是準的打牌包括麻將、橋牌,還有撲克。花樣翻新,比如麻將,一條龍、門前清,玩的都是新章。前文已經說到燕東園里的竹城之戰,經常晚飯后在陸志韋、趙紫宸兩家開打。而橋牌也是以陸家為中心。

  1945級哲學系學生陳熙橡在《憶燕園諸老》一文中說:每個禮拜總得有一兩晚在陸家打橋牌,牌手有梅貽寶先生,梅太太,金城銀行的汪經理,林啟武先生,廖泰初先生,和外文系的吳興華。

我注意到其中在燕東園住的有林啟武和廖泰初,不過后者在1946年秋天以后就搬走了,我家住進的40號前一位房客,正是社會學系教授廖泰初先生。

發現梅貽寶倪逢吉夫婦是到陸家打橋牌的常客,這讓我很驚喜,因為又多了關于梅貽琦弟弟、被稱為“小梅校長”梅貽寶的信息。復校后,他任燕京文學院院長,家住朗潤園。在母親口中,以及姨姨韓德莊的日記里,“梅老叔”和“倪姑姑”都是她們最尊敬的長輩。

那么這位寫下《憶燕園諸老》的陳熙橡何許人也?

 1941年燕京大學秋季學期開學,一年級學生按照校規不分系科先上通識課,課程之一是國文作文課,幾百名新生用文言文寫作同一個題目“自述”。老師們看完卷子,把好的送給陸志韋先生評閱。陸先生選出兩篇,評說:李中以肉勝,陳熙橡以骨勝。

 “以肉勝”的李中,是經濟系的新生,他后來改名為“李慎之”。1990年代曾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美國所所長。他一生以畢業于燕京大學為榮。19983月在致臺灣許良英先生的一封信中,李慎之說:我的母校燕京大學的校訓是“因真理 得自由 以服務“,我以為是世界上最好的校訓。

 “以骨勝”的就是陳熙橡,他是哲學系的新生。抗戰勝利后,他再度考進燕大,投張東蓀先生門下讀研究生,兼做助教。張東蓀先生住在燕東園34號,陳熙橡說:我常到張家吃飯,因為有好些哲學系高級課程祇得我一個學生,所以不用到課室上課,到時候便到張家吃飯,飯後隨他到書房一坐,聽老人家指導一番,從他的書架子上拿走一兩本書去念,過一兩個星期再來吃飯,再討論,這樣子念書,相信更勝於劍橋大學的導師制也。這是我在燕園前後八年最值得回憶的樂事。

在這篇回憶文章里,最令我心動與深思的是,陳熙橡僅用寥寥幾筆,就勾勒出張東蓀先生不移不屈的精神肖像: 東師研究政治哲學,是純粹學者的立場,後來與張君勵先生組織民主社會黨,乃柏拉圖之哲人從政的精神,是懷著入地獄的心腸,而不是為名利地位。東師是堅定的民主主義者,正因其如此,故被不民主的人,冒牌民主的人,目之為左派;但左派人士又認為他一點也不夠左。原因是他主張社會主義,但社會主義政治之實際產生,不應出之於流血,不應出之於革命,而應出之於民主主義制度之逐漸演變。民主主義不局限於政治的範圍,卻是人類最高理性的表現在羣居生活之精神也。

陳熙橡在回憶文章里,披露了燕大教職員橋牌隊84組的陣容:梅氏夫婦一對,林啟武廖太初一對,汪經理吳興華一對,他和陸校長一對。他說:我們常與清華和北大的教職員隊三角比賽。記得有一次進城到北大錢思亮先生家裏去比賽,大夥兒坐學校那輛黑色大房車,臨起程時,陸先生對我說:「我帶有好東西,今天一定贏。」甚麼東西呢?他未說。到比賽展開後,他拿出一罐新開的「加力」煙來,真是戰意為之一隆,結果當然勝利。

 六、

陸志韋先生住的橋東27號,是一座兩層磚木結構小樓,據說是典型的南洋風格,每層有200平方米左右,處處不講對稱,南窗大,東西窗小。小樓南面一層東部有一個陽臺,陽臺頂部嵌有花崗石小飾件,這個設計源于歐洲古典建筑檐口下的裝飾圖案。整個小樓東部呈曲尺形,小樓西北部還凸出一個小側樓,在南洋稱“班閣樓”,英文說法是Bangolor(單棟別墅),它與整棟別墅實際是連著的,現在新加坡還能看到這樣的房子。

我只記得他家的大陽臺,還有陽臺前的大草坪,可能是燕東園諸家院子里面積最大的草坪。陸伯母請園子里的孩子們到她家吃冰激凌,就設席在陽臺與草坪上。冰淇淋從一個圓木桶里用裝在桶面上的手柄搖出來。然后,陸伯母舉著一個冰淇淋勺,挖出一球一球的,放在我們各自的小碗中。 手搖冰淇淋很時興,我還去燕東園、燕南園其他人家吃過,但記憶中味道最好、請客場面最大的還是陸伯伯陸伯母家。

陸志韋先生比我父親年長16歲,他倆是湖州同鄉,又先后畢業于東吳大學,還有一個共同的嗜好:下圍棋。因此橋東橋西,兩人經常相約手談,切磋“黑白之道”。 

194811月底,平津戰役開始。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1213日北平西郊已炮聲隆隆。燕京大學宣布停課,提前放寒假。為防止敗退的國民黨散兵進校搶劫破壞,學校大門緊閉,全校的學生按系組成護校隊,在校內日夜巡邏。燕東園地處校外,位于燕園與清華園之間的成府一帶,雖有虎皮墻圍住,但終究四周民居散落,胡同與道路交叉,安全度很低,因此一些人家開始各處尋找避難場所。我父親就把母親和我還有不滿半歲的妹妹,送到城里六姑鄺家,他一個人和大師傅張貴留守。

父親曾經講過那幾天的情景,他說:形勢不明,確實有些緊張。橋下的大溝里夜間有人流車隊過往的聲音,不知是那一路的隊伍。白天常常有炮聲槍聲。我們好奇地問:那你害怕嗎?父親說:怕有什么用?我整天下圍棋。或者陸志韋先生過來,我和他對弈,或者我自己打譜。

1215日,北平郊區戰火蔓延,槍炮聲更加雜亂緊急。清華園內的國民黨軍隊炮兵于凌晨悄然撤去。下午,解放軍一部開進成府、海淀一帶。

1216日清晨,燕大西校門內張貼出以13兵團政治部主任劉道生署名的安民布告,特別寫明為了保持正常的教學工作,任何軍人不得進入校園。當天下午,陸志韋先生召開全校教職工會議,告訴大家:我們已經解放了。并說:這是個偉大的變革,是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換代或者革命都要偉大的變革。

 七、

一個新世界就在眼前。19491951年間的燕東園,處在極其微妙又急劇變化的歷史時刻。可惜當時我年紀尚小,對外界懵懂無知,留在記憶里的只有一些破碎、斑駁的畫面:

一個是1951年的時候,我家突然多了好幾件西式家具。我們的床上還多了幾條毛毯,兩條白色的,一條墨綠色的,厚實又柔軟,邊角上隱隱有英文字母,父親說這是美國大兵用的軍毯。 我們最興奮的是樓道那間儲藏室里,突然多了大批美國罐裝奶粉和番茄汁。當然自己不能拿,一律由母親拿給我們喝。我就是從那時候愛上了番茄汁。奶粉、 番茄汁罐頭好像吃了兩年多,而床、柜子、椅子還有毛毯,使用至今。

母親告訴我,這些家具、毯子、奶粉、番茄汁是燕京的美國教授搬家回國時留下的。燕京的外籍教授大多住在燕南園,燕東園也住過不少。但我看過的諸多文章中極少提及,只在趙景倫先生《懷念東大地》一文中找到:橋東還有幾家美籍教授如竇維廉。孩子有Deedee.跟我們打柳條仗。打得不亦樂乎。再就是Prof. Wolferz(?)夫人說得一口北京土話。自己上街買菜,說:“我要一只年紀輕輕的小姐雞。” 啊呀,可了不得啦!

在書寫這一部分時,我不停地打電話請教9 2 歲的胡路犀阿姨。前文說過,她是胡經甫教授的女兒,在燕東園前后兩次住了15年。她對燕京的事一向熱心,我在主編《燕大校友通訊》時,就選用了她撰寫的多篇稿件。這次我請老人家幫助復原燕東園各樓的住戶,尤其請她幫我回憶在園子里住過的外籍教員。兩天以后,她的女兒黃英說:老太太交作業了。她查閱了燕京的早期資料,翻了厚厚的《燕京大學史稿》。作業如下:

1Wolferz  吳路義(美)   26號  2Willian H Adlph  竇維廉  27號(美)

3Breece   步多馬(美)  28  4Philipe de Vargas王克私 29號(瑞士)

5Mead  米德 5個子女  美) 30  6、鳥居龍藏   32  (日本)

7Davis       41號 (美)  8Miss Hancock  25號(英)

正如趙景倫先生的記憶,橋東有6棟小樓住過外籍教師:252627282930。他在文中提到的竇維廉,正是住在27號的 Willian H Adlph 這位美國人曾任燕京校務委員會代主任。燕東園建成之初,他主持園內的社區管理,組織了網球隊,籌集資金建起了兒童游戲場。而文中那位能講一口有趣北京土話的prof. Wolferz(?)夫人,住在橋東26號,她的先生有一個中國名字:吳路義。

1948年底在燕京的外籍教授和職員還有30余人。他們是走還是留始終在徘徊中。陸志韋先生在當時政策允許的情況下,盡量為外籍教師提供方便 。他應他們的要求,征得了北平軍管會的同意,臨時組裝了一套發報機,按國際業余無線電愛好者的頻率,向美國呼叫,美國業余愛好者收到燕大的電報,按收錄的名單,把這些人安全無恙的消息轉給他們的家屬。對于回國的外籍教師,陸志韋先生讓他們帶走全部財產,并幫助他們辦簽證、買機票,派車送他們到機場。

195011月初,中國人民志愿軍跨過了鴨綠江。中美兩國兵戎相見。燕京外籍教師的命運急轉直下。19501219日,中共中央發布了《中央對教會學校外籍教職員處理辦法的指示》,根據文件精神,燕京大學的外籍教師必須全部走人。

 

老住戶搬走之際,還有新住戶搬進來。1949年夏天,我家正對面的橋東30號搬進了一家會講廣東話的新鄰居。據說橋東30號是燕東園面積最大的樓型。看到胡路犀阿姨費心提供的外籍教師住戶資料,發現這棟小樓在1930年代是美籍教師Mead  米德住的,他有5個孩子,是園子里人口最多的人家。估計蓋樓之初,就是為了他家設計的。在燕京復校以后,這棟樓開始安排兩家人住。1946年燕京化學系主任蔡鎦生一家住在30號的東半部分。當它的西半部分窗口突然飄出小提琴和鋼琴的美妙旋律時,消息不脛而走,原來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馬思聰先生,還有他的夫人鋼琴家王理治女士帶著二女一子,搬進了燕東園。

燕東園學人往事(燕京大學時期)

燕東園里有鋼琴的人家很多。從海外歸來的燕京教授們,大多具有較高的西方古典音樂修養,并惠及子女教育,陸志韋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幾個孩子自幼都學過鋼琴,其中二兒子陸卓明琴技最高,并且承繼了父親對古典音樂的鑒賞能力。燕京大學對音樂教育也是高度重視的。外界稱它為一個充滿了樂聲與歌聲的校園。這就不難理解,陸志韋先生為什么盛情邀請馬思聰先生到燕京大學任教了。19494月,馬思聰先生與一批愛國人士,從香港回到北平。陸志韋先生敏銳地抓住時機,立即把他拉到燕園,向他提供了優厚的住房與薪水待遇,要求是“每個禮拜在貝公樓禮堂開一次演奏會”。

馬思聰住進燕東園的第二年,即19504月,就創作出膾炙人口的“中國少年兒童隊隊歌”。燕東園21號與30號同在橋東,兩家院子之間只隔一條小馬路。住在21號的林朱,林啟武先生的大女兒,當時12歲左右,還記得馬思聰伯伯幾次叫她到家里試唱這首歌曲,至今她仍然能脫口唱出:我們新中國的兒童,我們新少年的先鋒

由郭沫若作詞、馬思聰作曲的這首歌曲,被定為中國少年兒童隊隊歌,1953年中國少年兒童隊更名為中國少年先鋒隊,于是這首歌同步更名為“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嘹亮高亢的旋律,響徹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

 九、

寫這個時期的燕東園,現存的史料,以及我依稀模糊的記憶,最后都指向了一個不解之謎:陸志韋先生無疑是燕東園住戶中的靈魂人物,燕京時期的燕東園充滿了陸志韋氣質。但為什么1952年,他從一位飽受尊敬的學者、官方器重的民主人士、毛澤東親自任命的大學校長,一夜之間突然變成燕園第一場政治運動的 “批判對象”、“批斗重點”?最后他只能委曲求全,低頭認罪,黯然搬家,一家人從此離開了燕東園。

我已完全不相信宏大敘事的歷史,對一些回憶文章中使用的“大詞”也心存警惕,只想從不多的史料中,打撈一些有現場的細節,找到一些當事人的自述,來盡力靠近事實的真相。

看到了陸卓明先生的一些文字。他是陸志韋先生第二個兒子,生于1924年。1927年隨父親遷至北平,住進燕東園(37號)。他就讀于燕大附小、燕大附中。1941年燕大被迫關門,他一家遷至成府槐樹街9號,陸卓明轉入輔仁中學,1944年考入輔仁大學經濟系。1946年轉至燕京大學經濟系。1948年畢業留校任經濟系助教。燕京后期他一直住在燕東園27號家中,在父母親身邊。

陸卓明回憶:1948年春天,胡適夫婦和一位美國老者來到他家:

 父親當然知道胡適先生的來意,未等他開口,就吩咐我帶領胡伯伯去游燕園。胡先生忙說:燕園早就游夠了。你帶他(指美國老人)去吧。我帶美國人在校園里慢慢走了一圈,回到燕東園時,胡適夫婦已在我家院門外告別。胡先生說“這次回來(從南京官場回來)只有四天,特地來看看你,明天就走,不知以后何時見面”。他的語氣并不高興,父親也板著臉。母親調和說:你們一見面就吵,分別還要吵!他們走后,父親嘆口氣說:他也勸我走啊!

盡管明確表示了不走的態度,但今后怎樣走革命之路,燕園怎樣迎接解放,父親心中并不清。他在晚間從儲藏室架上拿出葉劍英送給他的嶄新的平裝書《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讀著,想著。兩本書說的大原則誰都看得懂,但是具體到燕大該怎么辦,仍想不出個頭緒。他自言自語地像是在問我,我自然更不懂。

回憶中提到的兩本贈書,還是抗戰勝利后,軍調部在北平時,中共代表葉劍英送給陸志韋先生的毛澤東著作,陸卓明說:贈品還有一條延安生產的毛毯

其實陸志韋先生與中共領導人早有接觸,這段故事有兩個說法,一個來自陸志韋子女的回憶:1937年一個夏天陸志韋偕家人去包貴思家吃晚飯。在那里,見到了行蹤不定的斯諾,還有一位“因病而不能到院子里來和大家一起吃飯的媽媽”,只見她衣著簡樸,面容憔悴,因不可以多說話,大家不知道她是誰。事后,才知道那次見到的媽媽就是共產黨領袖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

另一個說法,來自燕大地下黨:1937年鄧穎超同志因患肺病化名在西山療養。出院后由斯諾介紹到燕大美國教員包貴思女士在燕南園的家中休息,再從那里去天津轉赴解放區。此事陸志韋先生是完全清楚的、默許的。他曾讓孩子們代表他去看望幫助”

  燕東園學人往事(燕京大學時期)


對上面這張照片的說明,兩個說法統一了:北平解放后的第一個夏日,194967月間,鄧穎超專程來燕園拜望陸志韋夫婦,感謝“他們的無私之心和熱情。

 

在公開的歷史資料中,還可以找到這張照片:

燕東園學人往事(燕京大學時期)

圖片說明: 1949325日下午攝于西郊機場閱兵式。毛澤東與前來歡迎他的民主人士合影。

前排自左至右:沈鈞儒、李濟深、郭沫若、毛澤東

后排自左至右:陸志韋、朱德、  、陳其瑗、黃炎培、林伯渠、馬敘倫

 

毛澤東在閱兵式后,接見了民主人士代表,據說有二十多位。其中新華社所發出的新聞圖片只有八位,包括陸志韋先生,他站在朱老總的左邊。雖然在以后數十年里,媒體在使用這張照片時,有時把陸志韋先生裁去,有時在圖片說明中沒有他的名字。但誰也不能否認這個事實:當時毛澤東與中共曾給了他這樣的禮遇。

1949928日至30日,陸志韋先生作為特邀代表,出席了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據陸卓明回憶,父親和中共文化教育部門的一些領導人也有往來, 1949年初 ,西郊剛解放,周揚、張宗麟等人就來到燕東園27號,那份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暫時管理辦法就是在陸志韋家中草擬的1950年,錢俊瑞、張宗麟又一次走進燕東園27號,這次是來說服陸志韋先生繼續爭取美國托事部的撥款。

1950212日,教育部接管了燕京大學。當年12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召開第十一次會議,通過任命陸志韋為燕京大學校長。接著毛澤東簽發了任命書。此后,毛澤東還為燕京大學題寫了校名。

 

好景不長。19521月,僅僅過去一年,政治風云突變。中共中央下發通知,要求在高校中進行三反運動。所謂三反運動,本是指經濟領域里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但在中共北京市委的直接領導下,燕京大學變成了一場以控訴美帝文化侵略、肅清親美、恐美、崇美思想為主要內容的政治運動。

工作組一進校,陸志韋先生就被掛起來了。隨著運動的發展,斗爭的矛頭很快指向了他和張東蓀、趙紫宸三個人,焦點在他的身上。他的辦公室遭到了搜查。反復檢討不過關,發動學生羅織罪名,揭批、炮轟,甚至鼓動他周圍一些親近的人,包括他的女兒上臺控訴。燕大畢業生丁磐石,當時在中國青年社編輯部工作,曾到會旁聽,他說:這次揭批陸先生的大會,始終是采用無限上綱、無情斗爭、非常粗暴的方式,會上不許陸先生辯解,說明真相,只許坦白交代、檢討。我眼見這會如此蠻不講理,殺氣騰騰,同好些燕京校友一樣,感到非常不舒服,在心里為陸先生抱不平。

60多年以后,我在編輯《燕大校友通訊》時,從來稿中看到好幾位當年在燕京大搞這次運動的負責人后來都悔悟了:這樣大整陸先生是很錯誤的。這種做法造成了很多冤案、錯案和假案。實際上開啟了往后十多年高校開展運動的斗爭格局。陸志韋傳記的作者項文惠也特別指出:引蛇出洞”之反右,“造反有理”之文革中的很多運動方式、斗爭手段,此時已初露端倪。

1952528日,教育部調整燕京大學領導班子,在由10人組成的新校務委員會里,已沒有了陸志韋的名字。

19527月,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全面展開。包括燕京大學在內的13個教會大學全部撤銷。燕京大學被一分為八:機械系、土木系、化工系調整到清華大學、教育系調整到北京師范大學、民族系調整到中央民族學院、勞動系到中央勞動干校、政治系調整到中央政法干校、經濟系調整到中央財經學院、音樂系調整到中央音樂學院,其余各系調整到北京大學。

新的北京大學校址就是原燕京大學校址。

被視為“帶有消極被動情緒、自我檢查輕描淡寫”的陸志韋先生,一紙調令,被打發去了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當研究員。

這一年夏天還未過完,陸志韋先生全家就在催促下搬出了燕東園。

從此,身后一片緘默。再不見陸伯伯來找父親下棋,我也沒有再去他家吃過冰激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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